“大暑”标志着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。先民总结的二十四节气，当然不仅意味着气温，还意味着更详细的物候观察，用来指导农事。那么，大暑有哪些物候呢？《周书·时训》载：“大暑之日，腐草为萤。后五日，土润溽暑。后五日，大雨时行。”那么，“腐草为萤”“土润溽暑”和“大雨时行”，就是先民通过经验总结的大暑15天里的3个重大物候。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“腐草为萤”。

“腐草为萤”指腐烂的杂草变成了萤火虫。这个观点今天可能已经没有人相信，但在古人眼中，“腐草为萤”是大暑的代表性物候。他们注意到，高温加速了潮湿地带草叶的腐化。与此同时，萤火虫总是出现在这些地区，一些附着在露出土表的植物的根部，隐隐发光，一些则徘徊飞行于腐烂的野草上。这就引起了古人的误解。经过新文化运动以后，人们可以对此提出怀疑：“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飞动的甲虫？”（顾颉刚《怀疑与学问》）但是在古代中国，儒家经典长期具有至高无上的正确性，“腐草为萤”是明确记载于《礼记·月令》中的表述，而《礼记》是儒家的根本经典，反对它就相当于反对圣人之言。这就导致这一说法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，直到清代的《红楼梦》里，还有一个一字谜“萤”，谜底为“花”，因为萤为草化，“草化”二字又合而为“花”，贾府的才女们都将这当成常识。

“腐草为萤”虽然看起来只是儒家经典上的一个小小的讹误，但作为古人心中的常识，它的运用又会产生更多的后果。一个例子就是它被用来反对南北朝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“神灭论”。神的意思相当于灵魂，南北朝时佛教的转世之说流行起来，人们开始认为存在一个不灭的灵魂，作用于轮回转世之中，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神灭论。今天提到神灭论，通常会联想到南朝梁范缜的名著，当时围绕它曾经展开盛大的辩论。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北朝，邢劭也提出了神灭论主张，认为“神之在人，犹光之在烛。烛尽则光穷，人死则神灭”，并且进一步认为超自然的“造化”也是不存在的。但同时代的杜弼反对这个观点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：“腐草为萤，老木为蝎，造化不能，谁其然也？”（《北齐书·杜弼传》）将“腐草为萤”这个认识上的讹误，当成了存在超自然力量的依据，认为这么神奇的变化，只有“造化”才能做到。史书说邢劭“理屈而止”。经典上的小小讹误，导致邢劭无法再针对“腐草为萤”作出进一步辩论，也导致古人唯物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限制。

到了清朝乾嘉时期，崇尚实证的学风产生了，学者终于可以大胆质疑经典上的旧说，“腐草为萤”的说法也得以纠正。郝懿行在他的《尔雅义疏》中提出，萤由草化生之说并不可靠，“盖萤本卵生，今年放萤火于屋内，明年夏细萤点点生光矣”，用室内蓄养萤火虫的实验，证明萤火虫存在虫卵阶段，体现了不迷信权威的科学精神。

不过，从文学的角度看，“腐草为萤”这一物候，是具有浪漫色彩的夏夜神话，它为后来的文学家带来了许多启迪。五代诗人徐夤就曾经有一首题为《萤》的诗：“月坠西楼夜影空，透帘穿幕达房栊。流光堪在珠玑列，为火不生榆柳中。一一照通黄卷字，轻轻化出绿芜丛。欲知应候何时节，六月初迎大暑风。”从最后一句可知，诗人吟咏的萤火虫正是大暑时节刚刚出现的。萤火虫的微光点亮了夜空，点亮了人们的窗户，也点亮了诗人的才思。诗的颈联中，“黄卷”与“绿芜”构成了对仗，“黄卷”是古代车胤囊萤照读的典故，“绿芜”就是从“腐草为萤”中演变而来。（《文汇报》）